红色的春天
我离开王下已经五年了。
这五年，时时还是会梦见王下的生活：王下的人、王下的山、王下那独特的颜色。王下的春天有种奇异的美。别的地方，一说春天来了，就想到要去踏青，踏青踏青，欣赏到的春天是绿色的。而王下的春天却是红色的，漫山遍野飞满了红云，那是红木棉的颜色，是我青春里的一段过往。
木棉红浸染了我最美好的年华，在我生命里留下了烙印，可每年春天，木棉花怒放的季节，我的心里却满是惆怅。我回忆中的红木棉是悲凉凄怆的。
十七岁那年，我在王下乡当老师，在那里，我第一次看到了令人惊艳的木棉花。
以前在电视里看过桃花，樱花，觉得是人间极致的美景，不知道原来在我生活的这块土地上盛放着比桃花、樱花、梅花还要眩丽的花朵。
木棉花开的时候是不能用“朵”来度量的，只能用“树”和“山”来形容。一树一树的木棉花，一山一山的红霞，漫山遍野地都是深深浅浅的木棉红，使人有种不能置信的梦幻感，甚至连土地也是红的——开得早些的花会被风整朵吹下来在地上织成美丽的花布。木棉花很壮实，一朵有吃饭的瓷碗那么大，花瓣是肉质的极有肉感，即使被风吹落，也鲜少有散落的花瓣，而是整朵整朵地从树上重重坠下来，落到地上依然保持怒放的姿态。
但是我为这美丽的红木棉感到伤感，盛开在王下这样的穷乡僻壤里，花儿再红再艳，始终还是寂寞地开着，不为外界所知。
那年秋天，我到离乡政府六公里的雅劳小学去支教。
雅劳小学没有宿舍，我和另外一个支教的女老师只能住在乡里的中心学校宿舍，每天早上走六公里的山路去给孩子们上课，站一天的讲台之后又得一步步地走回来。每天五点多就起床准备早餐，匆匆吃一份，带上一份中午在学校里吃，下午下课以后再两个人结伴走回来。
山里的冬天似乎来得特别早，十月份的早晨总要落霜，我们走到学校时头发上都会凝满了白霜，变成七十老太，两个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觉得滑稽，不禁大笑。
要命的是路上要淌水过河，所以再冷的天也只能穿凉鞋。河水虽然不深，但脚在水中冻得麻木，上了岸，冷风一吹，像刀割一样疼。几天的路走下来，我们已经鼻涕双流，脚上皮开肉绽、伤痕累累，每晚往床上一躺，真是说不出的疲惫。有时候甚至会怀疑自己的选择，很想做逃兵。
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。是孩子们奶声奶气的歌声让我觉得什么都是值得的。在我们去之前，雅劳小学有四个班却只有两位老师，教学进度根本赶不上，音体美全都省了，就上只上语文数学课。
我去了以后就安排了音乐课，四个班挤一个教室里上同一节课。第一次上音乐课，校长站在教室前大声宣布：“同学们到一年级教室集中，文老师给大家上唱歌课。”小小的校园立刻比平常喧闹了十倍，有的高兴地招呼同伴，有的兴奋地打了个唿哨，那机灵些的，已经在向一年级教室冲刺。不到两分钟，教室外面已经看不到一个学生了。
校长笑着说：“他们可喜欢唱歌了。”
我走进教室，扫视一眼台下黑压压的人头，正要来个开场白，忽然有人使劲地鼓掌，超初是稀稀落落的，仿佛是早春绽放的几枝花，很快响成了一片，我一下子置身于被掌声淹没了，每一个孩子的小手都在不停地拍着，每一个孩子的脸上都漾着发天真的笑容。
我看着这些大多是七八岁的孩子，心里一热。
教过的学生不少了，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班这样用这样的礼节向我致敬。他们还只是孩子，生活在深山里，普通话都听得半懂不懂，陌生人都没有机会见到几个，这掌声是发自内心的！
从他们的掌声里，我看见了求知的渴望，这渴望的火不会因为贫穷困苦的生活而熄灭，我授道解惑的责任、我传递文明的使命，也不应当因困难重重条件艰苦而推卸。
如今我把这段生活讲给身边的人听，他们都会流露出好奇的表情。对于大山外面的人来讲，山里的生活是寂寞而且毫无乐趣的。他们永远不能理解山里人纯朴的情意。
我第一次去一个张姓孩子家里做家访，她父亲留我吃晚饭，竟然把一头小猪给杀了！
这事儿我一直内疚，心里想以后家访千万不要在人家家里吃饭了，可下一次家访还是照样留下来吃饭。面对那些家长热情的眼神，实在没有办法拒绝。
山里的孩子和大人一样慷慨，老是给老师们送来煮熟的地瓜、玉米，特别是每年芒果季节，天天都有吃不完的芒果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合唱一支简单的《卖报歌》，也让他们欢欣雀跃。在课间他们都喜欢围着我问这问那，我给他们说几个小故事，讲一讲山外的生活，他们都会惊奇、向往地睁大了眼睛。
我喜欢养养鱼种种花，学生就去山涧捉了小鱼送给我。有个小女孩，每天下课后去捡木棉花卖，她总是悄悄地在我包里放上一两朵。每次当我回到乡里的宿舍，看到背包里的红木棉，感动中又夹着些许心酸。
这些孩子，尽管他们光着脚丫，尽管他们说普通话结结巴巴，尽管有时候他们会流露出粗野，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纯洁、热情、好奇的天性，他们和别的孩子一样，也应该接受细致、认真的教育。尽管我已经尽可能用最好的方法去教他们，可是面对王下的经济和教育现状，我感到自己力量的薄弱和无奈。
王下乡是昌江县辖地最大人口却最少的乡，整个乡只有三千来人口。它坐落在大山腹地，离县城有50多公里。王下乡的山是富饶的山，有古木有珍稀动植物还有金矿，但王下还保持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，连耕作方式也是十分原始的刀耕火种。王下人勤勤恳恳也只能混个半饱，有的人终其一生也没有走出过大山。
大人穷，孩子也跟着受苦，二十块钱的学费对他们来说是个大数字，每个学期初，老师们都要翻山涉岭去学生家里发动学生来上课。有些学生家在二三十里外的自然村，学校就腾出几间教师宿舍给学生住，再用木头搭个简易的棚子做为厨房。住校的学生星期天下午就爬几个小时的山路来到学校，身上背着几棵青菜和几斤米，那就是他们一星期的口粮了。
那个时候我刚师范毕业，年轻幼稚，从来没有研究过经济现象，对于如何发展经济之类的宏伟课题，那是一无所知。当时在乡里任书记的是98年被评为全国十大优秀公务员之一的王应才，以前在学校里就读到许多关于他的报道，能跟他在同一个地方工作，让我十分激动。
我也想像他一样把青春热血都洒在王下这片土地上。王下条件过于艰苦，很多老师来了就走，女老师更是呆不住，我却在王下一呆就是五年，看了五年的木棉花开，那种木棉花的红色已经成为了一种抹却不去的记忆。
今年三月，又到木棉花开的季节，我与一个朋友去了王下一趟。
重游久别五年之久的旧地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木棉花一如既往地在路边盛开，却很难得再见到一张熟悉的笑脸了。王下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王下中学的全部学生已集体转学到县民中就读，由政府包吃、包住、包入学。而那些偏远自然村里读小学的孩子则全部迁到中心学校入学，同样由政府包吃、包住、包入学，还发放生活补助。
我所熟知的那种发动学生上学、走一小时山路去上课的生活已经永远地成为了王下的历史。学生宿舍楼前，一群学生在为六一晚会排练舞蹈，不时传来愉快的笑声。
远处的山坡上，木棉花开得正红，一朵朵，一蔟蔟地开得热闹，充满了野性、热情和生命力。
王下已迎来了真正红红火火的春天。
这五年，时时还是会梦见王下的生活：王下的人、王下的山、王下那独特的颜色。王下的春天有种奇异的美。别的地方，一说春天来了，就想到要去踏青，踏青踏青，欣赏到的春天是绿色的。而王下的春天却是红色的，漫山遍野飞满了红云，那是红木棉的颜色，是我青春里的一段过往。
木棉红浸染了我最美好的年华，在我生命里留下了烙印，可每年春天，木棉花怒放的季节，我的心里却满是惆怅。我回忆中的红木棉是悲凉凄怆的。
十七岁那年，我在王下乡当老师，在那里，我第一次看到了令人惊艳的木棉花。
以前在电视里看过桃花，樱花，觉得是人间极致的美景，不知道原来在我生活的这块土地上盛放着比桃花、樱花、梅花还要眩丽的花朵。
木棉花开的时候是不能用“朵”来度量的，只能用“树”和“山”来形容。一树一树的木棉花，一山一山的红霞，漫山遍野地都是深深浅浅的木棉红，使人有种不能置信的梦幻感，甚至连土地也是红的——开得早些的花会被风整朵吹下来在地上织成美丽的花布。木棉花很壮实，一朵有吃饭的瓷碗那么大，花瓣是肉质的极有肉感，即使被风吹落，也鲜少有散落的花瓣，而是整朵整朵地从树上重重坠下来，落到地上依然保持怒放的姿态。
但是我为这美丽的红木棉感到伤感，盛开在王下这样的穷乡僻壤里，花儿再红再艳，始终还是寂寞地开着，不为外界所知。
那年秋天，我到离乡政府六公里的雅劳小学去支教。
雅劳小学没有宿舍，我和另外一个支教的女老师只能住在乡里的中心学校宿舍，每天早上走六公里的山路去给孩子们上课，站一天的讲台之后又得一步步地走回来。每天五点多就起床准备早餐，匆匆吃一份，带上一份中午在学校里吃，下午下课以后再两个人结伴走回来。
山里的冬天似乎来得特别早，十月份的早晨总要落霜，我们走到学校时头发上都会凝满了白霜，变成七十老太，两个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觉得滑稽，不禁大笑。
要命的是路上要淌水过河，所以再冷的天也只能穿凉鞋。河水虽然不深，但脚在水中冻得麻木，上了岸，冷风一吹，像刀割一样疼。几天的路走下来，我们已经鼻涕双流，脚上皮开肉绽、伤痕累累，每晚往床上一躺，真是说不出的疲惫。有时候甚至会怀疑自己的选择，很想做逃兵。
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。是孩子们奶声奶气的歌声让我觉得什么都是值得的。在我们去之前，雅劳小学有四个班却只有两位老师，教学进度根本赶不上，音体美全都省了，就上只上语文数学课。
我去了以后就安排了音乐课，四个班挤一个教室里上同一节课。第一次上音乐课，校长站在教室前大声宣布：“同学们到一年级教室集中，文老师给大家上唱歌课。”小小的校园立刻比平常喧闹了十倍，有的高兴地招呼同伴，有的兴奋地打了个唿哨，那机灵些的，已经在向一年级教室冲刺。不到两分钟，教室外面已经看不到一个学生了。
校长笑着说：“他们可喜欢唱歌了。”
我走进教室，扫视一眼台下黑压压的人头，正要来个开场白，忽然有人使劲地鼓掌，超初是稀稀落落的，仿佛是早春绽放的几枝花，很快响成了一片，我一下子置身于被掌声淹没了，每一个孩子的小手都在不停地拍着，每一个孩子的脸上都漾着发天真的笑容。
我看着这些大多是七八岁的孩子，心里一热。
教过的学生不少了，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班这样用这样的礼节向我致敬。他们还只是孩子，生活在深山里，普通话都听得半懂不懂，陌生人都没有机会见到几个，这掌声是发自内心的！
从他们的掌声里，我看见了求知的渴望，这渴望的火不会因为贫穷困苦的生活而熄灭，我授道解惑的责任、我传递文明的使命，也不应当因困难重重条件艰苦而推卸。
如今我把这段生活讲给身边的人听，他们都会流露出好奇的表情。对于大山外面的人来讲，山里的生活是寂寞而且毫无乐趣的。他们永远不能理解山里人纯朴的情意。
我第一次去一个张姓孩子家里做家访，她父亲留我吃晚饭，竟然把一头小猪给杀了！
这事儿我一直内疚，心里想以后家访千万不要在人家家里吃饭了，可下一次家访还是照样留下来吃饭。面对那些家长热情的眼神，实在没有办法拒绝。
山里的孩子和大人一样慷慨，老是给老师们送来煮熟的地瓜、玉米，特别是每年芒果季节，天天都有吃不完的芒果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合唱一支简单的《卖报歌》，也让他们欢欣雀跃。在课间他们都喜欢围着我问这问那，我给他们说几个小故事，讲一讲山外的生活，他们都会惊奇、向往地睁大了眼睛。
我喜欢养养鱼种种花，学生就去山涧捉了小鱼送给我。有个小女孩，每天下课后去捡木棉花卖，她总是悄悄地在我包里放上一两朵。每次当我回到乡里的宿舍，看到背包里的红木棉，感动中又夹着些许心酸。
这些孩子，尽管他们光着脚丫，尽管他们说普通话结结巴巴，尽管有时候他们会流露出粗野，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纯洁、热情、好奇的天性，他们和别的孩子一样，也应该接受细致、认真的教育。尽管我已经尽可能用最好的方法去教他们，可是面对王下的经济和教育现状，我感到自己力量的薄弱和无奈。
王下乡是昌江县辖地最大人口却最少的乡，整个乡只有三千来人口。它坐落在大山腹地，离县城有50多公里。王下乡的山是富饶的山，有古木有珍稀动植物还有金矿，但王下还保持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，连耕作方式也是十分原始的刀耕火种。王下人勤勤恳恳也只能混个半饱，有的人终其一生也没有走出过大山。
大人穷，孩子也跟着受苦，二十块钱的学费对他们来说是个大数字，每个学期初，老师们都要翻山涉岭去学生家里发动学生来上课。有些学生家在二三十里外的自然村，学校就腾出几间教师宿舍给学生住，再用木头搭个简易的棚子做为厨房。住校的学生星期天下午就爬几个小时的山路来到学校，身上背着几棵青菜和几斤米，那就是他们一星期的口粮了。
那个时候我刚师范毕业，年轻幼稚，从来没有研究过经济现象，对于如何发展经济之类的宏伟课题，那是一无所知。当时在乡里任书记的是98年被评为全国十大优秀公务员之一的王应才，以前在学校里就读到许多关于他的报道，能跟他在同一个地方工作，让我十分激动。
我也想像他一样把青春热血都洒在王下这片土地上。王下条件过于艰苦，很多老师来了就走，女老师更是呆不住，我却在王下一呆就是五年，看了五年的木棉花开，那种木棉花的红色已经成为了一种抹却不去的记忆。
今年三月，又到木棉花开的季节，我与一个朋友去了王下一趟。
重游久别五年之久的旧地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木棉花一如既往地在路边盛开，却很难得再见到一张熟悉的笑脸了。王下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王下中学的全部学生已集体转学到县民中就读，由政府包吃、包住、包入学。而那些偏远自然村里读小学的孩子则全部迁到中心学校入学，同样由政府包吃、包住、包入学，还发放生活补助。
我所熟知的那种发动学生上学、走一小时山路去上课的生活已经永远地成为了王下的历史。学生宿舍楼前，一群学生在为六一晚会排练舞蹈，不时传来愉快的笑声。
远处的山坡上，木棉花开得正红，一朵朵，一蔟蔟地开得热闹，充满了野性、热情和生命力。
王下已迎来了真正红红火火的春天。
